董肇楊
生而為醫，
是我最大的幸福
人 物 介 紹
董肇楊，上海武警醫院燒傷與創面修復科主任，主任醫師，博士。2002年初任科主任，在他的帶領下，科室被上海衛生系統評為先進病區，被武警上海總隊評為文明科室，科室榮立集體三等功一次，科室曾獲武警部隊科研成果二等獎、三等獎、四等獎及上海市科技進步二等獎。在國內、外專業雜誌上共發表論文100餘篇。
採訪筆記
“你到底圖什麼呢？”這是我反覆追問他的一句話，這個拚命退還紅包，甚至還自掏腰包動手術的軍人，實在是一個另類，他說，什麼都不圖，就圖當下的心安理得，“我在做一件很少有人願意做的事，不能分心，榮譽和金錢，都容易讓人迷失，我不能。”
武警上海總隊醫院燒傷和創傷修復科主任，主任醫師董肇楊，擅於大面積燒傷治療，大面積創傷修復。
半個腦殼的中年人，從火葬場拉回來的小伙子，生滿蛆蟲的殘肢，百分之八十五燒傷面積的小孩，沒了陰莖的下體……我想，這輩子見到最恐懼的畫面，是在他的電腦上。他邊看邊說，我的胃神經卻一陣一陣抽搐。
“他們來的時候就是這樣，我沒得選擇，我也不會推辭，我知道，找上我，是彼此的緣分，我給他們最後的希望，他們成就我完成一件件高難度的作品。”
從頭到足，從燒傷到創傷，他的皮瓣創新修復能力巧奪天工，我後來見到了一張張手術后的照片，照片上的人都在微笑，死神已經暫時走開了，他們的軀體不再猙獰，不再觸目驚心。
“他們都挺好的，還懂得感恩，出院的時候有跪下磕頭的。好多人都是赤貧，我們還得想法子捐款給他們做手術，以及術后康復。”他說。
“我就是個收破爛的，撿到每一件破爛，我都如獲至寶，煞費苦心的修復，徹夜難眠的思索，為的是還一個承諾，還一個尊嚴。”他說。為此，他有時被同行奚落，有時被同事誤解，他依然故我，我行我素，特立獨行。
這就是他的人生，從江西農村走出，已經在燒傷創傷領域頗有建樹的他，常常會夢見一頭孤狼，在冷冷的峭壁上長嘯，“一次次自我挑戰，蠻孤獨的，不過我會自我安慰，每完成一次巨大修復，會喝一口小酒，自我得意一番。”
我見到的觸目驚心的創口，在他看來早就司空見慣，許多別家醫院不收的病人，把他當做最後一根稻草，他說，照單全收，我盡最大的努力治療。
我問，如果你在瑞金，在仁濟這樣的平台，你會怎樣，他說，人生如棋，落子無悔，每一步都有每一步的意義，每一個平台都有這個平台的宿命，“我在這裏，當下很好，我的刀法和創新力得到激發和完善。”
有空的時候，他打網球，慢跑，他說所有的委屈和壓力，都會隨着汗水，流淌殆盡，人到中年，他說還有激情，只是更有厚重感，高三的女兒用阿黛爾的歌聲鼓勵他，被他用作手機鈴聲，每次聽到這個鈴聲，他心中無比滿足。
“見過太多死亡了，我認為我們的工作應該有更遠大的目標——助人幸福。幸福關乎一個人希望活着的理由。在形形色色的理解里，生命與死亡的尊嚴形態各異。但盡可能地遵照本人意願，做出符合內心需求的選擇，才是尊嚴的真意。 ”
我和他聊起我們這個年代的共同記憶，他說極盡疲憊的時候，會找一些老電影溫習，“儘管電影是黑白的，但裏面的每一個臉蛋都是明媚的，每一副牙齒都是潔白的，每一個衣衫襤褸的人都是溫暖的，每一個壞蛋的臉上都是貼着標籤的，每一個堅持信仰的人都是忠誠的，每一個女人的心裏都是充滿希望的，世界可以如此黑白分明，人性可以如此美好，我願意相信。”
1從醫之路
談話從一個又一個觸目驚心的病例開始。
電腦上的照片一張張展示着，患者被燒傷的慘狀，看得人心一直揪着。“你怕嗎？”我問。“做燒傷醫生怎麼能怕這個。”董肇楊平靜地說。
他有一個習慣，就是把病情用手機拍了，火車上，飛機上，甚至走路、吃飯，就拿出來看，構想手術方案。女兒從來不敢打開他的手機，就怕一不小心看到血肉模糊的殘肢斷臂。
董肇楊出身江西鄉村，從小學習刻苦，高考成績是縣裡前十名，被第一軍醫大學錄取。懵懂的他覺得，“不為良相，便為良醫”，當個治病救人的醫生也蠻好的。雖然特立獨行的性格，與軍校的“令行禁止”有些格格不入，一開始並不習慣，但是這之後幾十年，他再也沒有脫下過軍裝，軍人的品格融入身體里。現在他和同事去打靶，十發子彈，依然可以打99環。曾經有鬧事的病人家屬，握着水果刀刺過來，他不假思索一個空手入白刃，奪下刀來，把一場一觸即發的流血事件消弭於無形。“這豈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？不畏艱險，這就是軍人。”
大學畢業后，他曾在瀋陽軍區235醫院做了四年普外科，1993年，“中國肝膽外科第一刀”吳孟超教授在第二軍醫大學任教，董肇楊心動，想要去考吳孟超的研究生，可惜最終失之交臂。1999年，他在長海醫院燒傷科師從陳玉林教授博士畢業，作為人才引進，來到武警上海總隊醫院。
醫院不大，病人也少，科室里十個醫生，那年冬季，科里只有5個病人，這是當年的狀況。燒傷科涉及到身體的方方面面，需要對多學科的了解。董肇楊正好有做大外科的經驗，也更願意留在臨床一線。有人說，“燒傷科是公認最慘的科”，沒人願意做。可是董肇楊堅持下來了，2002年，他37歲時，任燒傷科主任，很快度過了適應期，救治了一個個不可思議的病例，在某些領域，做出了國際創先的成功。
2山外有山
據統計，每年因意外傷害的死亡人數中，燒傷僅次於交通事故，排在第二位，而且在交通事故傷害中，也有大量傷員合併燒傷，當燒傷佔全身表皮面積的1/3以上時就會有生命危險。
我國燒傷專業的發展是從抗美援朝戰爭開始的，主要是治療中小面積燒傷和燒傷后瘢痕攣縮後期整形的傷員，之後救治燒傷的工作在全國逐步被普及推廣。1958年上海瑞金醫院成功搶救了被嚴重燒傷的工人邱財康，這是全世界第一次治療燒傷面積超過80%的病例。如今我國燒傷治療水平已經躋身於世界先進行列。歐洲頂尖權威專家曾在公開著作中表示：燒傷科和斷肢再植，是中國醫生對世界的最大貢獻。
每一年，董肇楊都能收到十幾面錦旗，他都默默收起來，他不願以此對外炫耀。但他的診室的牆上，的確也掛了一面錦旗，上面寫的是“醫術精湛，醫德高尚”幾個字，普普通通，平淡無奇。然而在這面錦旗的背後，有一個傳奇故事。
那是個29歲的年輕人，出了嚴重車禍，顱骨骨折，顱內血腫，硬膜下血腫，硬膜外血腫，蛛網膜下腔出血，骨盆骨折，左脛骨骨折，腎功能衰竭，膿毒症，皮膚廣泛撕脫傷……在某大醫院醫生搶救了十幾天，無力回天。最終，病人被送到殯儀館，準備火化安葬。可是，躺在殯儀館柜子里，他竟然又頑強地活了過來，發出了聲音。親人們又驚又喜，馬上送到醫院繼續搶救，此後輾轉到董肇楊手裡。
這麼重的病人，在別人眼裡，接下來實在有些傻。面對家屬的誤會和同事的不理解，董肇楊不顧別人的眼光，爭分奪秒把手術做完，為病人爭取生存的時間，之後整整四個日夜沒合眼，在重症監護室看護病人。幸好蒼天不負，最終搶救成功。病人出院的時候，送了他這面錦旗。
這個病例在國內燒傷界被傳為一段傳奇，全國的幾家大醫院邀請他專題講座。面對台下的大主任，甚至院士們，董肇楊絲毫不怵，他說，當初之所以肯接下來這個病例，不為名，也不為利，也許很多人碰到了會迴避，可是自己會往前沖。“人活在世上，就要做些有意義的事，每次和這樣的病人接觸都是一種緣分，也是一次鍛煉機會。放棄很容易，但是一個醫生想要成就自己，不能見到困難就繞路而行。就像登山運動員一樣，登頂的喜悅只是一瞬，山外有山，更高的山峰等待着挑戰。”
3拯救生命
曾經有一個青海玉樹的車禍病人，前期手術情況非常糟糕，很多大醫院都感到棘手，最終又到了董肇楊的手裡。他之前沒有見過類似病例，卻也不拒絕。病人的氣管被切開，說不出話，他思考了很久，和妻子一起研究解剖結構，最後設計了一個疤痕皮瓣，但是皮瓣裂開，又巧妙地在病人頭下多墊了一個枕頭，把一個不可能的病例救過來了。這個病例中，董肇楊說，重要的是對解剖的重視。
一位老師曾經告訴過董肇楊：“外科醫生最基本的兩個素質是，紮好血管，熟悉解剖。”董肇楊牢牢記住了。所以他對於解剖格外重視。2004-2005年期間，他曾多次到屍體解剖室做解剖，了解人體結構，並且參加屍體解剖學習班，拍了大量照片，有空就翻看琢磨。有時碰到非常複雜手術睡不着，他甚至會在半夜裡爬起來翻解剖圖冊。
做這些的原因是，他對生命的尊重。“沒有任何一本教科書告訴你所有疾病的治法，在遇到之前沒見過的病例，被難住時，到哪裡去找答案？到解剖結構里。我把解剖書當做最好的老師。”對解剖的熟悉，讓董肇楊手術的時候不會犯錯，即使面對被流彈打傷，子彈距離心臟只有一公分的手術，也顯得游刃有餘。
前幾年，有一個乳腺癌手術病人，手術后傷口裂開，遲遲無法癒合，後來被推薦到了董肇楊這裏，他巧妙地設計了一個“凸形皮瓣”，一舉成功，後來，同類的病人全都來找他；還有過一位84歲的老太太，被公交車壓過下肢，下肢骨頭很多都外露並壞死了，本來要截肢，被他用自己發明的技術，保住了老人的雙腿，老太太86歲的時候，自己一路走來感謝他；一個25年前燒傷95%，被救回來的病人，腳上長了一個很大的肉瘤，需要切除，但是由於身體曾被大面積燒傷，因為下頜與前胸壁粘連而導致頭部後仰困難，全身麻醉根本無法插管，後背因疤痕嚴重並伴有創面也導致腰麻根本打不進去。董肇楊就用一支局麻藥，完成了大腿高位截肢手術。後來查文獻得知，這樣的手術在全國也沒有先例，並且在軍事和搶險救災領域，有着廣泛的應用前景。“戰爭年代或者抗震救災時期，醫療隊必須在極其有限的條件下搶救傷者，所以這種‘局麻截肢’手術，很有推廣價值。”
雖然創先的事物必將帶來很多的經濟利益，但是董肇楊並沒有想將這項成就據為己有的念頭，他說，“醫療技術是屬於大家的，沒有專利之說。希望我的這個病例，能夠讓更多的生命得到拯救。”
4生而為醫
2015年五月，在上海金山區的一個只有兩歲的仡佬族女孩，玩耍時掉入滾燙的豆漿鍋中，全身燒傷面積超過85%，被輾轉送到上海武警醫院時，已經生命垂危，處於休克狀態，連哭聲也沒有。
小女孩被安置在燒傷科ICU病房，董肇楊見到之後，也嚇了一跳，這是二十多年來，武警醫院遇到過的最嚴重的一個病例。他在旁邊守護了一整夜，第二天早上，帶了些小水餃和雞蛋給孩子吃，沒想到，被孩子全部吃光了。
小女孩強烈的求生慾望，給了董肇楊救治的信心。武警醫院之前救治過的燒傷孩子，燒傷面積最大的是70%，燒傷面積越大，供皮區就越少，難度會成倍增長。經過大家反覆商討，最終拿出了治療方案。為了減少小女孩的痛苦，醫院將清創植皮手術減少到3次，燒傷科幾乎全員上陣。
難度如此大的手術，費用無疑是個天文数字，但是董肇楊說，“當時就一個念頭，先救了再說，費用再想辦法。”他在家裡跟女兒提起，女兒說，“我們來捐款吧。”自己首先捐出了一千元。後來經過電視台的報道，本院醫護人員和社會各界人士自發伸出援手，加上醫院的減免，將小女孩的手術費用湊齊了。104天，前後三次手術，最終小女孩順利出院。
這個病例也是中國醫生治燒傷的新高度。董肇楊記得，二十年前德國弗蘭堡大學的一位大外科主任，見到一例80%成人救治成功時就感嘆說，你們中國醫生治療燒傷真了不起！如今這麼2歲的小孩，面積達到85%竟然也能救活，不知他知道后該怎麼說？
董肇楊坦言，很多手術都非常棘手，他就像是“撿破爛”一樣，撿起一個個別人不願意碰的手術，當做自己最珍貴的寶貝。這些病例中，病人的家庭大多貧苦，可是即使再付不起錢，他也不會把病人往外推。他說，人生在世，生而為醫，能夠救死扶傷，是最大的意義所在。他這一輩子，最看重的就是，“醫生”這兩個字。
您遺憾沒有去更大的平台嗎？
事物都有兩個方面，在大的平台里，也許有雄厚的多學科支持，但是在小的平台，自己的主觀能動性、創造力會得到更大的發揮。2002年我開始做科室主任，給了我很大的鍛煉。
您是一個特立獨行，堅持自我的人。
我有我的志向，並且會一直堅持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取向，比如在文革期間，那麼混亂的年代，老舍選擇了自殺；談家楨在牛棚里提取DNA；更多的人，隨波逐流，渾渾噩噩。
我非常感謝我在長海醫院燒傷科的導師陳玉林教授，他給了我人生道路上很大的啟發。他說，一個醫生要有所成就，強烈的進取心，名師的指導，複雜病例的磨練，這三點缺一不可。
這麼多年過去，您身上的熱血還在不在？
有句話叫“勿忘初心”，所以人始終要有自己的方向。我回到家鄉，每年都會給村裡的老人和大學生家裡包一個紅包。不為什麼，只是希望老人可以健健康康，年輕人能夠有所成就。
為了錢去做事，有點低俗了。我做事只是因為我以此為樂，並且一直堅持這個初衷。很多手術對象都是窮光蛋，我還要經常貼錢，但我很開心。
您在手術台上的風格是怎樣的？
我手術台上的氛圍是很輕鬆的，不過，我就有一個習慣，進手術室不帶手機。邊打手機，邊做手術，我非常反感這種人，這是在拿自己的信譽和病人的性命在開玩笑。
您的家人是您最大的支持吧？
我的女兒今年高三，喜歡唱英文歌。前段時間她在錄音棚里，錄了一首歌《when we were young》，我把它設置成手機鈴聲，有時聽一聽，這是我最大的寬慰。
您最懷念的是什麼？
最懷舊的，還是高中時候的理想和情懷。那時的奮鬥過程，是永遠在路上。我們看過了很多生死，回過頭來，發現再多的財富都帶不走。所以，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我要集中精力去做自己覺得最需要做的事情。
空閑時間，您會做些什麼？
不做手術的時候，去打網球，這是我最大的愛好，堅持三十多年了。大學時我曾經在群體賽廣州天河體育中心獲過第六名(參賽选手六千多人)。另外，我還很喜歡跑步。運動可以讓人忘掉煩惱。
您覺得，醫學的核心價值是什麼？
醫學的核心價值是人，醫生是為人服務的。這種成功的快感就像登山一樣，如果哪一天，哪一個病例弄得我身敗名裂也沒關係，我還是會繼續攀登。
採訪/唐曄 編輯/季銀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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